出版业改革开放的40年，是从事业体制转向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过程，是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从指令性内容生产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文化体制的特殊属性，让出版业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更多的难题，一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从切片的角度入手才能更清楚地观测到在大宏观背景下，出版业所做的创新探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出“改革开放30周年专刊”，对30个出版切片进行盘点，改革开放迎来40年之际，我们在此基础上丰富了对近10年的观察，推出了40年40切片。这些切片让我们更加清楚，出版业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来源于出版企业内部包括编辑室建立、稿酬制度使用、竞聘上岗等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来源于通过集团化、资本化的方式实现“弯道超车”，迅速完成“大出版”产业链的搭建；来源于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赋能出版，告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继而进入“互联网+”时代。

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小”，分工明确，特色化、精细化经营体系更加完善；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大”，体量变大，数量变大，功能变广，出版机构已然从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文化服务提供商，出版的边界正在模糊，新型合作层出不穷。这正是出版的魅力所在。

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出版机构的重生或者新生。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元老级”出版社在经历了“文革”的彷徨苦涩后，迎来了复办。而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同龄社”则在百废待兴、全国动员的呼声下迎来了新生。可以说，1980年代~1990年代，是出版机构试水建制的摸索期。出版业逐步完善持证上岗制度、图书稿酬制度，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书号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等。尽管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出版单位已经率先有了市场意识，开始自办发行。1992年，在全国性改革浪潮中，很多出版社纷纷进行体制创新，改变“大锅饭”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了“东山会议”，建立了业绩和分配挂钩的提成机制，提高了编辑的积极性。

出版机构抱团取暖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期萌生，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联合体、美术社联合体出现，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民营图书公司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如世纪金榜、世纪天鸿、金星书业等。

2001年，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教材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的“一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都可以参与竞争中小学教材编写。同年，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教材教辅出版的市场化竞争愈加激烈，活力也随之增强。除此之外，2000年初，出版机构的精细化经营意识逐步增强，根据不同产品特征细分了不同的编辑部门，甚至成立了营销部、策划部等适应市场的功能性部门。在国际出版方面，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快速增长，国际合作步伐加快。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期后，转企改制进程加快。2005年，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制定，当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并同步完成企业化和股份制改革。短短3年，2008年50家中央在京出版社和20多家高校出版社先后完成改制工作，2009年转企改制继续发酵，2010年~2011年，全国出版产业转企改制基本完成。出版社逐步完成了如明确出资人和出版社权益、清产核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落实人员安置政策等改制流程。这一时期，出版企业实现上市破冰并逐步推进。

尽管难免经历阵痛，但是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的出版机构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进入2010年，出版效益稳步增长、资本化运作成效显著、国际化进程加快，“大出版”“大教育”的格局呼之欲出。出版机构的兼并重组速度加快，既有为扩大出版规模效应的同行业兼并，也有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兼并，如拓展房地产、游戏、动漫等产业。国际合作从版权贸易到资本运作再到本地化经营常态化，中国多次成为重大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版转型升级快速推进，大部分出版企业都引进数字出版人才，建立数字出版部门，新闻出版发展重点实验室、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纷纷建立。集团化、数字化、国际化、资本化、专业化成为新时代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

经历迅猛的发展期后，近年来出版业开始慢慢沉淀，回归“慢出版”“细出版”。很多出版人意识到，在市场化竞争中，更应该强调出版业的双重效益，“大而全”“快而多”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出版社通过设立奖项鼓励更多优秀原创内容，通过成立作家工作室为作者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开设书店更好地服务终端读者，通过国际编辑部这种成本低、风险可控的方式寻求中外合作。相关部门开始对教材教辅出版进行规范，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政治》教材投入使用，其他层级的教材统编措施正在酝酿。

出版正在回归文化服务的初心。

1978~2008  30年书业30切片

#图书稿酬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出版业实行的是基本稿酬制度。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提供了3种可选择的稿酬方式，即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版税以及一次性稿酬，这3种方式现在依然沿用。

#出版人才成为高校培养目标#  自从1983年4月1日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开设中国第一个图书发行学专业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国有100多所综合性和专门性院校先后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 

#书号规范与国际接轨#  中国于1982年加入国际ISBN组织，获得组号“7”。2007年1月1日，历经4年修订的第4版《国际标准书号（ISBN）》GB/T5795-2006正式实施，中国标准书号的位数由原来的10位上升为13位。

#中文排版迎来光与电#  在历史上，印刷是典型的传统型产业。1980年9月15日，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出了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1985年新华社率先使用，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稿》，这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了“光与电”时代。

#科技书出版难引起关注#  科技专著出版难，一直是困扰出版界的一大难题。1988年6月山东科技出版社在全国率先设立“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此后10年，全国有20余个专项科技出版基金、10余个包括资助科技著作出版在内的综合性图书出版基金。

#挂历出版由盛转衰#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化市场的开放，让印刷精美的挂历一度洛阳纸贵。然而，随着手机、电脑等现代化工具的逐步使用，挂历在1990年代末期走向衰落，市场上挂历销售旺季一年来得比一年晚，销售周期一年比一年短，近年几乎绝迹。

#中国加入版权公约#  1992年10月，我国同时被接纳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国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意味着中国版权市场真正与世界接轨，更加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也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书业三大年度盛会渐成气候#  1987年，首都出版界发行协作会联合首都一批社科出版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第一届社科书市，1988年，为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会”。

1986年9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举办了第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此后每2年举办1届。随着中外版权贸易的迅速增长，从2003年开始BIBF改为每年举办1届。 

1980年10月，第1届全国书市在北京举行。1989年第2届全国书市相隔多年再次举行，市场反映良好，促使全国书市之后开始形成1年1届。2007年又正式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合资出版社出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合资出版社出现，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等都是典型代表。

#持证上岗制度开始实施#  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业刚刚恢复，仍沿用多年习惯，以事业单位体制选人用人。后来自人事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的“行业持证上岗”制度实施，书业有了用人规范。

#出版社联合体出现#  1988年，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以全国地方文艺出版联合体的名义开展系列活动，此后，各种出版类型，如中央部委出版社联合体、京版九联、社科十联等相继成立，抱团取暖之势更加坚固。

#老字号出版社延续中断历史#  “文革”之后，一批老字号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1979年8月，恢复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三联书店也于1986年1月恢复独立建制，很快，这些出版社依据其原有资源及编辑出版上的优势，推出大批优秀图书，并很快成为书业的中坚力量。 

#书业效仿贝塔斯曼会员制#  1995年，世界传媒巨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并于1997年将风行全球的贝塔斯曼书友会的经营理念带入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到2000年前后，经过人事经营思路方面的变动，加上网络书店兴起，贝塔斯曼表现出水土不服，一直在走下坡路。2008年6月，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新闻出版总署成立，梳理法律法规#  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2001年4月，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升为正部级单位，名称改为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石宗源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兼国家版权局局长。

#集团化成为改革趋势#  1999年2月24日，我国第一个经中宣部、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的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中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序幕由此拉开。

#网络书店出现#   20世纪90年代末，网络迅速发展之时，美国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巨大成功，激发了全球化模仿浪潮。1999年当当正式上线，给国内书业的传统发行模式一个猛烈的冲击。

#民营力量崛起#   2003年9月19日，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北京宣布组建成立，标志着民营资本终于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书业。

#大学社兴起#  一批大学出版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纷纷建立。大学出版社最早只是作为学校的附属机构而设立的，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中可以与原来的中央社、部委社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ISO9001首次在书业运用#  1999年9月9日，天鸿书业获得英国国家质量保证有限公司（NQA）颁发的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成为全国同行业中第一家通过ISO9001国际标准质量体系认证的出版物选题策划、组稿、设计、图书发行机构。

#“招投标”推行#  2001年8月开始，安徽省、福建省、重庆市3个试点省市进行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试点工作，中小学教材招投标由此开启。2008年，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投标工作在全国暂缓推行。

#两岸交流日益密切#  2006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邀请我国台港澳地区的出版机构参展，这是北京图书订货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出版界“大团圆”。

#大书城涌现#  广州购书中心是广州市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以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组建的一个大型的图书零售企业，自1994年11月23日开业以来，被誉为“神州第一书城”。

#批销中心出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种批销中心纷纷成立，进行现货批发。2001年起，批销中心开始向物流配送升级。 

#书店连锁业态推进#  新世纪以来，各地推进的连锁经营为新华书店市场化运营打开局面，一些实力雄厚的新华书店集团用各种资本运作形式在多省市铺点。

#书业上市#  2006年10月，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为主体的“新华传媒”以买壳“联华超市”的方式上市，被称为发行业第一股，目前发展相对平稳。2007年，在政策的鼓励下出版企业上市进程继续加快。

#文化体制改革使社店巨变#  2003年，中央确定9个省市、共35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文化改革试点，其中新闻出版系统有21家，出版社改制被提上日程。2006年8月4日，经原新闻出版总署批复，人邮社作为首批试点中唯一出版社完成“邮电出版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注册工作，转企改制进入实质阶段。

#社店异地开公司、设店#  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地方出版单位为了克服人才、信息等出版资源比较贫乏的区位劣势，瞄准了京沪等有着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出版资源优势的“金矿”，纷纷进军外省，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抢占争夺出版资源的制高点。

#海外出版公司在京沪设代表处#  1995年，美国西蒙·舒斯特国际出版公司在北京成立代表处，1996年开展工作，成为最早开拓中国市场的外国出版商之一。早年外国出版公司代表处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开展版权贸易。

#书业出现兼并重组#  2007年12月7日，江西出版集团联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重组中国和平出版社方案获批，我国出版业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兼并重组破冰。

#图书“走出去”升级换代#  20世纪90年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开始通过资本运作，在海外设立真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从图书产品“走出去”，到机构实体“走出去”。

2008~2018   10年新切片

●2008年 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落成

●2009年 国际大型书展主宾国，中国来了！

●2011年 教辅“整装”再发

●2012年 热门大奖“带货”可观

●2013年 作家工作室、经纪人风生水起

●2013年 奖项设置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

●2014年 社办书店“卷土重来”

●2015年 股权激励呼声高落地难

●2016年 国际编辑部让中外合作务实、可控

●2017年 教材“统”字诀加速推进

2008年 数字出版产业基地落成

2008年，国家首个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式落成。基地在成立之初就实行管理主体、运作（服务）主体和企业主体三分离原则，即主管部门对基地依法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张江集团和张江数字多媒体公司是基地的服务主体；基地内的出版机构和其他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机构是基地发展的主体。基地通过引入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上游的相关企业，为其提供覆盖园区配套、政策、金融、技术孵化、市场平台等多个领域支持。这种集群化的新产业孵化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在10年间被广泛落地。重庆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发布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园区）研究报告》显示，10年来，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完成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的总体布局，14家数字出版基地陆续在上海、重庆、天津、广东、陕西、江苏、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福建、山东、江西成立。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成为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部分。

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不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形成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如江西作为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后来者，着力打造数字传媒、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手机应用、人才培训五大产业集群。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重点发展知识内容产品与服务、数字在线教育及培训、动漫产业、游戏产业、数字影音、网络增值服务、数字出版终端、衍生产品开发八大产业门类。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集聚效应，更多体现在创新资源集聚与教育资源的集聚。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更有利于释放创新活力。

2009年 国际大型书展主宾国，中国来了！

 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这也是中国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出版交流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引进版权为主，引入输出比最高达到15比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出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借助主宾国平台，中国力求充分展示本国出版物，宣传本国知名作家，扩大图书版权贸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据悉，在当年，参展的中国内地出版单位达225家，人数超过1000人，展品7600余种，图书总码洋超过87万元。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参展商举办朗读会、签售会、首发式、读者见面会、研讨会等活动，多达600多场。中国作协组织“百名作家团”参加各种活动，与西方读者和专家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此后，中国频繁亮相各大国际书展，如开罗、伦敦、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阿尔及尔等。仅2018年，中国就作为古巴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阿尔及尔书展、哈瓦那国际书展等展会的主宾国，中国在国际出版舞台上绽放光彩。

2011年 教辅“整装”再发

在我国，除了教材，最畅销的图书可能要数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图书了。教辅出版蕴含的巨大商机，使得一大批机构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教辅出版近10年的发展与政府监管规范息息相关。

很多教辅商至今仍对2011年起开始试行的“教辅新政”记忆犹新。针对中小学教辅材料品种多、质量差，部分出版发行单位违规甚至违法出版发行教辅材料，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发行教辅材料案件时有发生的散滥状况，2011年起，多个部门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教辅专项治理，出台了一系列的红头文件，这些文件被统称为“教辅新政”。如2011年8月1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发行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印刷复制、发行、质量、材料价格、市场等方面管理；2011年12月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强图书出版单位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资质的通知》，明确图书出版单位以中国标准书号出版教辅材料，严格实行资质管理，必须具备专门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编辑机构、学科出版业务能力，并须报原总署审批。

最为关键的文件是，2012年2月8日，教育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等4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组织成立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各地市教材委员会“从本省教辅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同时规定：“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同步练习册，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教辅授权和教辅评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13年秋，大部分教材社迅速完成了系统教辅的授权。

“教辅新政”从短期来看，对教辅生产企业和分销企业、零售企业都产生巨大影响，产业链受到明显冲击，市场规模大幅缩小，许多企业生存维艰，逐步退出市场。从长期来看，对教辅产业的规范治理，提高了教辅质量，也驱除了盘旋在学校上空的嘈杂之音。当然，新政的出台和实施推行是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教辅读物的出版发行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年 热门大奖“带货”可观

 2012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7时在瑞典文学院揭晓，莫言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作家，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在当晚，国内签下莫言作品全版权的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典博维）陷入一片忙乱当中，很多出版社和书商打电话来要求加印和合作。获奖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图书销量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这种效果在获奖当天就显现出来，很多电商卖断货，要求加印。莫言作品延伸版权的价格大幅上涨，由莫言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票房和收视率成绩也非常可观。甚至与出版传媒相关的股价都大幅提升。各家出版社想尽各种方法，推出了更多莫言创作或者由其参与的图书及相关产品。这种现象在北京时间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也同样出现，曹文轩作品销售实现了飙升，与曹文轩相关的图书策划也在加速推进。直到现在，“莫言风”“曹文轩热”仍未过去。

不止国际大奖，国内知名奖项所推荐的名家、名作带来的商业效应都极为明显。如“茅盾文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等。当然，这种商业效应的产生与出版机构的借势营销能力极为相关。通常只有几家营销运作能力较强的机构能够抢得先机，并将商业效应不断延续，能否在第一时间将作家、作品的亮点进行挖掘，以最快的速度让读者所熟知考验着出版机构的运作能力。

2013年 作家工作室、经纪人风生水起

影视圈的明星工作室、经纪人已经相当成熟，这种运作方式也从2013年开始在出版业，特别是儿童出版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013年10月，汤素兰工作室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挂牌成立；2014年1月，由天天出版社发起成立的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揭幕。2014年，商晓娜作品工作室在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成立；2014年4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儿童文学工作室落户杭州；2015年1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伍美珍宣布依托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伍美珍儿童文学工作室。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汤汤工作室成立于2016年7月，是浙籍作家汤汤和浙江出版力量的一次深度联姻……

能够成立工作室的作家通常是与出版社建立紧密联系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知名度。对作家本人来说，成立工作室主要还是希望能有专人打理版权等“俗事”，如营销活动的总体安排、媒体专访、读者反馈、合同管理等，让自己能够更加专注地进行创作。对出版社来说，成立工作室能够获得作家最全最新的作品出版权，在影视动画、游戏开发、衍生品生产、海外代理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进行全版权运营。工作室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变过去的单兵作战为工作室团队的团体作战，在选题流程、营销宣传、人员配置、合作纵深上，采取编辑部承担日常运行、出版社领导专项管理、各部门综合配置的灵活机制。编辑不再只是服务于某个单本图书的责任编辑，而是服务于作家整体品牌的“产品经理”，并逐步向“作家经纪人”的身份转变，以“作家经纪人”这一角色模式，提供除了纸质图书出版外其他衍生服务。

作家工作室的成立，可以说是出版分工细化的产物，能够放大作家价值，对作家和出版社来说算是共赢。 当然，这种合作方式要建立在作家和“作家工作室”的高度信任之上的，作家“转会”在近几年偶有发生。

2013年 奖项设置从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

原创作品的创作和出版并非一蹴而就，这已经成为业内外的共识。随着出版人对原创出版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很多机构选择通过设立奖项的方式，挖掘新人新作。2013年，大连出版社首先发起创立“大白鲸”原创幻想文学奖，让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真正用作品的质量在匿名评审中打动评委，从此走向更加富有激情的创作之路。作品评选出来之后，大连社进行了多维持的立体化包装，产品形态包括图书、电影、电视、舞台剧、动漫作品、主题公园、室内儿童乐园、海洋食品、饮料等。这种方式将过去奖励性资金变为扶持性资金，从选题立项阶段开始加大资金投入，将资金扶持渗透到图书生产各个环节当中，通过资助前移，确保优秀选题从源头开始实现精品化生产、精品化制作，从而真正打造精品、产出精品。

与之前的综合奖项相比，这些社办评奖更多是专项奖，如接力出版社设立的“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针对中短篇小说、“金波幼儿文学奖”参评体裁是童话、图画书等。2014年，天天社借助该社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平台，与曹文轩共同发起“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奖励优秀中长篇儿童小说创作，高达20万元的首奖奖金使其成为当前国内奖金最高的儿童文学奖项。与小说奖相呼应，2015年天天社组织筹办以奖励优秀中国原创图画书文字作者和插画家为主的“青铜葵花图画书奖”。今年，北京出版集团旗下《十月少年文学》杂志发起设立了“小十月文学奖”，每年评选一次，按小说、童话、散文、诗歌4种体裁进行分类评选。

要办就要办经得住考验的、细水长流的奖项。没有公信力的评奖是无意义的，也是不会长久的。奖项越多，主办方越应把真正有水准的专家选到评委队伍中来，尽可能让评委发声，在评奖中让评委会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作品。作家则不应丧失初衷，误将评奖当作捷径，秀技巧、追潮流，而应脚踏实地，扎实积累。

2014年 社办书店“卷土重来”

2014年，一边是大量独立书店不堪昂贵的租金、人力成本，以及线上销售渠道的分流相继倒闭。另一边是出版社开店的消息频传，商务印书馆2014年年底与山西大学、广西日报集团合作，相继开办“商务印书馆阅读体验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10月在贵州书城启动“人教书苑体验店”；福建教育出版社打造的“大梦书屋”同月在福州营业；当月开业的还有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参与投资创办的哈尔滨“果戈里书店”，被誉为“最美书店”。此后几年，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在内的大学社纷纷升级原来的读者服务部，将原来单一的图书销售书店升级为新型态公共阅读空间，集实体书店、咖啡文创为一体，定期举办高端的文化沙龙、学术活动、读书会活动，成为读者文化交流的场所。事实上，出版社开设书店早有先例， 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于1996年开业；2003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9年的“涵芬楼”以现代书店的形式开业； 2006年，机械工业出版社投资建立了大型书店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2011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打造的注重少儿体验的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正式营业……

出版上游重开书店有多重因素。首先是经历闭店低潮期后，为推广全民阅读，让更多书店能够存续，多个部门持续推出扶持政策，先后提供了实体书店扶持资金，对实体书店减免增值税及营业税。第二，在终端读者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出版社意识到，实体书店无疑是进行品牌宣传的重要平台，很多出版社看中的并非实体书店带来的实际赢利。有出版人坦言，读者消费习惯的转变以及线上购书具备的吸引力似乎已经不可逆转，获得租金、场地支持的书店尚可实现微小赢利，背负租金压力的书店几乎没有赢利空间。但是对于出版社来说，“圈人”比“圈钱”更重要，书店带来的品牌溢出效应对于出版社整体业务的发展极为有利。也有出版社将书店作为文创品的试水平台。

2015年 股权激励呼声高落地难

出版业实行股权激励的呼声由来已久，特别是出版业转企改制顺利完成以及上市潮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酝酿或者已经实行了相关的股权激励方案。然而，由于出版业特殊的行业属性，围绕股权的分配和兑现还有一定的政策限定和难度。相比之下，在一些出版项目、选题策划中，进行股权激励可行性更强。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在新闻出版传媒领域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积极稳妥开展试点。特殊管理股是指在双重或多种股权结构中，股份持有人具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特殊管理股持有者在某些重大事项上具有特别的决定权。特殊管理股制度是出版传媒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市资本运营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国有资本具有内容导向决定权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形式。

201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表示拟选择符合条件的出版传媒公司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在两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宣传文化部门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国有控股上市文化企业中实施股权激励政策。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将以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条件，其中政治导向、文化创作和服务、受众反映、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社会效益指标权重应占绩效考核的50%以上。在新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试点工作将如何开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悉，凤凰传媒此前积极推进股权激励制度的选点和落地，已有出版社进行了公司股权改造，中文传媒也在新业态中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形式、试点股权激励机制，引入个人持股的合伙人股权结构，推行项目跟投和超额利润奖励机制，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激励制度。

从目前来看，股权激励在出版业的落地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6年 国际编辑部让中外合作务实、可控

从2016年开始，不少出版社发现与其大手笔地在海外“买买买”，不如尝试风险相对可控、成本相对较低的海外编辑部运营模式，国际编辑部这种新型合作模式得到了包括商务印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中译出版社等在内机构的青睐。2017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迎来国际编辑部的成立新高峰。

中国出版集团就力推国际编辑部模式。自2016年以来，旗下中译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先后与13家海外出版商签订成立20个国际编辑部的合作协议，中外双方共同策划中国主题图书，进入外方当地主流渠道，取得了良好成果。2018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京召开了“首届国际编辑部年会”。

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看来，国际编辑部有3方面的优势，一是更契合在海外市场进行本土化运作的市场规律。双方通过市场调研了解当地读者的阅读需求，从而开发本土化选题；二是风险更具可控性，比直接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更有效，风险及成本都低得多；三是更加务实，国际编辑部以项目的形式运作，有利于双方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设立国际编辑部是中国话语权的全球表达，最符合根据人类文化差异进行交流合作的特性，利于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国际编辑部在合作初期，会以向外输出图书为主，但随着合作的深入，中方也将适当引进外方的一些经典作品及当代名家作品。相对来说，国际编辑室的业务相对单一，主要是进行主题出版、传统文化等题材的合作，且投入少，一般不用置办房产，需派遣到海外的工作人员相对较少，更易见成效。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合作能否长久持续，取决于双方能否就需求达成共识，需要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选题开发和国际化营销。

2017年 教材“统”字诀加速推进

教材统编的趋势正在各个教育阶段逐步推进。2017年7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文宣布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各领域资深专家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教材建设的最高管理机构。同年，国家统编《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在秋季投入使用，继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后，教材从“一纲多本”回归到“一纲一本”。

教材的变动意味着与之相关的出版市场变化。在教材印制之外，相关学习资料提供、培训服务开展等也必然随之变化，相关政策与出版机构的应对措施都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中。在未来数年国家统编教材种类逐年增多的情况下，三科教材出版发行创新了教材发行机制，为国家统编教材工作常态化探索出了有效路径。

在高等教育阶段，早在2004年，由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简称“马工程”）教材，共立项建设139种，覆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历史学、新闻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据悉，截至目前，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专业课教材已经正式出版30余种，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专业课教材计划于2017 年底完成教材初稿编写和大部分审议工作。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承担了绝大部分“马工程”重点教材的出版任务。10余年来，高教社不断加大力度，提升“马工程”教材配套的数字资源建设数量和质量，提高线上内容和纸质教材一体化服务教学水平，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高中三科教材的编写正在进行，大中专教材的统编和统用政策在征求意见中，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以及教材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或将陆续出台。